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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沈阳岳母去世方友义走自己的路无怨无悔

2019-07-05 09:21:51 | 来源: 饮食

方友义:走自己的路,无怨无悔

人物名片 方友义,曾任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、厦门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会长,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厦门市老教授协会理事。近20年来,其编着的作品达四十余部。

方友义说,人生如路。七十几年的风风雨雨,这一路走来,经历的事情太多。对于人生,他的总结是:一个人一辈子要活得有意义,必须要选择好自己的生活道路,选对了就坚持到底一直走下去。

包揽第一名的“小难民”

1938年,厦门被日军占领。在敌机的轰炸下,方友义的家庭被毁。那年他刚7岁,一夜间便由一名无忧无虑的“小学童”沦为流离失所的“小难民”。他们一家逃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,靠着难民所的救济勉强度日。7岁的他懂得了国破家亡。 实在没钱交学费,父亲只好苦苦恳求校长,方友义这才经“特准”进了福民小学。但校长与父亲立下一个“协议”:先进来读书可以,但学费能不能免最终要看考试成绩而定。各科成绩平均分超过95分就学费全免,否则就退学。摆在方友义面前的只有一条路:刻苦学习。方友义成了一个“小书呆”,学习成绩很好,但他求知欲极强,课本上的知识满足不了他,他就到处搜罗课外书看。父亲承受着“学费协议”的压力,不准方友义分心。所以,方友义就只好想出一个对策——在上下学的路上边走边看课外书。这样一来,“小书呆”成了“小眼镜”。这“小眼镜”嗜书如命,还当上了学校图书馆管理员,像老鼠掉进了米缸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……学校的藏书他看了个遍。这还不够,他还逮着机会就“蹭”书看。那时候鼓浪屿上有租看连环画的路边小摊,两个铜板看一本。方友义自己没钱租,凑个脑袋在别人旁边看看就心满意足了。书看多了自然写得一手好文章,那段时间,方友义包揽了学校历届作文比赛的第一名。

代蒋介石写“遗嘱”被处分

初中毕业后,方友义本来想找份工作替父母分担一点经济压力的,但他一个15岁的孩子,又瘦又矮,没人肯雇他。刚好当时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从漳平迁到厦门,该校对学生实行“全公费”待遇——伙食免费,每年还有制服费和零用津贴。方友义报考了,全国考生总共1000多人,只录取124人,方友义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。 这时的方友义已不再是个“小书呆”了。因为,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。他记得,有一次,房东嫌他们家给的房租少,想把他们一家赶出去。他们没处去,房东竟找来一帮流氓。那些流氓把他们住处的楼梯给拆毁了。当时,方友义从窗户爬到后山,再跑到警察局去求救。结果,警察来了,但他们不但没有扣押那些流氓,还很快跟他们很熟络地聊起了天,最后演变成了“警黑一家”的可恨局面。年轻的方友义对这样的一个腐败社会充满了愤恨和不平。也因此,他在心中给自己选定了一条路——改变社会现状,为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。 方友义在侨师担任班级的“学艺股长”,主编墙报。按规定,墙报上发表的内容都必须经学校训导处审查,但方友义“犯规”了,而且是明知故犯。那回,他写了一篇《一切为了戡乱——代某某人试拟的遗嘱》的杂文,内容是模仿孙中山《总理遗嘱》的形式,代蒋介石拟写一篇“遗嘱”。文章很明显地讽刺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前途,只知打内战祸国殃民。文章一出,方友义立刻被学校记了处分。但他一点也不后悔,反而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,16岁投身学生运动,17岁就成了地下党员。说来很是讽刺,方友义就读的侨师是由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出钱办的。它的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反动的“病菌”,送到海外去毒化侨胞的子弟。但是,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是,他们自己出钱办的侨师竟然成了培养像方友义这样一批革命青年的“苗圃”。结果,厦门解放前半年,侨师被勒令停办。

下放劳改自立“四不”原则

解放后,方友义当过小学教师、机关人员。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16岁时选定的人生之路。25岁那年,他被任命为厦门市委党校副校长,主持第一期的创办工作。当时,他一心只想多培养一些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都很优秀的党员干部,为建设新中国出一分力。他的课讲得的确精彩,开始,不少听讲者带了毛线衣到课堂上织或带了报纸来看,但课上到后来,那些听众往往会忘了看报或织毛衣,津津有味地听方友义讲课。然而,历史突如其来的“拐弯”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1957年,方友义在自己参与的机关内部刊物《学习生活》上发表了两篇杂文——《为什么你顾虑重重?——向党员领导干部进一言》和《“放”吧》,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响应党中央号召,提倡“鸣”、“放”,帮助党整风。但不久后,形势逆转,方友义成了“煽风点火”的右派分子,被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他还记得,那年国庆节,“黑五类”中的“地”、“富”、“反”、“坏”都放假回市区和家人团聚了,就他们这些“右派”不能放假,因为他们是“最危险的敌人”。 从党校副校长到劳改对象,方友义一夜间跌到了人生的谷底。 方友义没被突来的人生变故打倒,他给自己定下了“四不”原则。“一不”,决不动摇自己16岁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的信念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:“我头颅都不要跟共产党,怎么会‘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人民’?总有一天,历史将会宣告我无罪,即便在我死后。”“二不”,决不沉沦、堕落,也不消极、颓废。所以,烟、酒、赌等所谓的“失意者密友”他都一概不沾身。“三不”,决不回避劳改,而且还要更加主动积极地投入。别人一趟挑两簸箕,他就挑四簸箕;开发“万宝山”时,别人每天开荒山三分,他就开五分,最后成了“开山标兵”;炎夏烈日下,他赤膊干活,四五个月下来,起泡,脱皮,再起泡,再脱皮,痛得晚上睡觉时只能背朝天花板,终于炼成了一副古铜色的“金刚不泡身”。“四不”,决不浪费光阴。工休时,农民停下来抽口烟的工夫,方友义就从短裤衩后特别缝制的长袋子中抽出一本书来,把扁担搁在臭气熏人的粪桶上,有滋有味地沉入“书海”。农民见这情形纳闷得很,说:“这人恐怕脑子有问题,这样凄惨落魄来这里改造,还读书做什么?”“恐怕是读书太多,变了‘书癫’!”方友义不理这些,他继续旁若无人看自己的书。干了一天的“苦力”回到宿舍,方友义还嫌熄灯时间太早,自己用墨水瓶做了盏小煤油灯,放在床头,读书到深夜。就是那几年,他用挤出来的时间读了近千册中外名着,还写了书稿数百万字。所以,方友义常常自嘲是“劳动大学中文系57级”的。

把47岁当成27岁来过

“右派”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。终于,如方友义所相信的——“历史将会宣告我无罪”,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他在政治上重获新生,被任命为厦门市委讲师团团长。他觉得,过去的20年应该从人生中抹去,他要把自己的47岁当做27岁来过,把错过的光阴都弥补回来。 在担任讲师团团长期间,他对机关干部、教师学生、工人农民作了数百场报告。令人佩服的是,20年的“右派”生涯并未挫掉他的锐气,他还是那么敢讲话。他是当时厦门最早的一位“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宣讲者,也是他,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,最早在厦门讲台上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得失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。他说,那么多苦难都经过了,已经没什么可怕的,还怕讲真话?在厦门特区建设初期,他在讲台上充当了一位激情洋溢的“吹鼓手”,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思想前行者和呐喊者的作用。几十年过去了,当年的学生还能记得方友义生动而深刻的演讲。因为,每一次演讲都饱含了方友义的信仰、追求和热忱。 50岁后,方友义开始进行闽南文化宣传研究。他主编了《厦门民俗方言》期刊,又在2000年和几位同道开创了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,并开拓了厦、漳、泉、潮汕和台湾联手研讨闽南文化的新局面。他投入了很多精力研究苏颂、郑成功、陈化成、洪朝选等闽南先贤。2004年,方友义参与编撰首套闽南文化教材,负责《闽南先贤》部分。也就是那一年,他被查出来肝癌晚期。当时,闽南文化研究会赶紧另找了专家,帮他完成剩下的工作。但方友义却坚持自己把全书仔细校对了一遍。 除了学术研究外,方友义非常热心公益事业。在编撰《血沃杜鹃红》时,他从长汀关工委了解到两位老游击队员的孙女因家贫失学,就主动提出赞助他们的学费。到现在,其中一名女孩学业有成,已成为一名电脑教师。平时,只要报上有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的,方友义总是尽己所能地伸出援手。

段敏 文/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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